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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睿:慢社交

朱睿 (長江商學院市場學教授,社會創新與品牌中心主任,EMBA項目學術主任)

趙英明(京東集團副總裁、京東零售平臺群總裁)

2019年7月30日,美國參議員喬希·霍利(Josh Hawley)提出一項新的法律提案——《降低社交媒體成癮性技術法案》(The social Media Addiction Reduction Technology Act,簡稱the SMART Act)。該法律提案旨在禁止社交媒體公司利用心理學或腦科學的研究成果來嚴重阻礙人們的自由選擇,要求社交媒體公司采取措施減輕網絡成癮、心理剝削等類似風險。這里的社交媒體公司包括任何提供在線電子媒介、即時通訊系統,或電子約會服務等的公司,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和Twitter。

這是全球首個要求互聯網公司限制使用讓人上網成癮技術的法律提案,此前英國、德國、歐盟、澳大利亞和中國等國家政府發布的相關法案主要涉及社交媒體的數據監管和內容審核。該法案的提出基于以下發現:很多互聯網公司(尤其是社交媒體公司)的商業模式是通過讓更多的人花更多的時間在其平臺上,然后進行變現。這就促使一些互聯網公司利用人的生理及心理特點來設計他們的平臺和服務;通過利用人的這些弱點,導致人們對互聯網(社交媒體)上癮,影響人們的自由選擇。學術界有很多關于社交媒體的探討,其中一個重要的發現是:長時間使用社交媒體和抑郁等負面情緒的增加有顯著地關聯性。今年7月,《美國醫學會雜志》發表一項研究,通過對加拿大蒙特利爾地區3826名青少年進行長達6年的數據分析發現,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和看電視的時間越長,越容易得抑郁癥。年輕人會將自己的生活與社交媒體上理想化的形象進行比較,自信心降低。

基于此,該法律提案針對社交媒體公司提出一系列具體的要求:例如允許用戶設置社交媒體平臺使用時限;默認設置用戶的每日登陸時限為30分鐘;提供超時關閉功能和時間提醒功能。該法案一旦通過,它將會禁止社交媒體公司使用讓人上癮的技術,比如YouTube的自動播放和Snapchat的snapsteaks(連續發送快照激勵)等長時間吸引用戶注意力的功能。這個法律提案迅速引起了美國主要媒體的關注。

前述法案雖然在美國首次提出,但長時間使用社交媒體所帶來的隱患是全世界都存在的問題,在中國更是如此。在中國,社交媒體的活躍用戶目前約有10億人,占總人口的71%,基本從移動端接入,每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的平均時間為1小時57分鐘,其中只有24%的人使用社交媒體的目的是為了工作。使用率最高的社交媒體App功能為微信朋友圈,達87.3%,每天平均有超過7.5億微信用戶閱讀朋友圈的發帖。除此之外,還出現了一系列消磨時間的APP。這些APP往往通過攻擊人性獲取駐留時間,從而達到企業自身的商業目的。這對于大量人群,尤其是自我追求偏低、自我約束偏差的人群,形成了諸多負面影響。

社交媒體的初心是希望借用人人互聯的技術,建立一個所有人可以參與的互動平臺,加強人與人之間的連接,降低社交的時間成本。其發展到今天,為人們帶來了增進了解、社區建設、自我表達等諸多好處。但與此同時,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尤為凸顯。為了引誘人們長時間在線,大部分社交媒體產品通過精心設計,制造強制循環,導致了大量時間的浪費,同時增加了人們獨處的時間和對社會的疏離感。當社交產品成為消磨時間并引發焦慮等負面情緒的導火索,社會上要求改變現狀的呼聲也相應出現,比如蘋果的兩大股東曾寫信敦促蘋果采取措施,使父母得以限制兒童接觸手機,Google前雇員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發起的合理利用時間運動(Time Well Spent)以及如今法案的提出,這些都代表著“慢社交”的未來。

“慢社交”呼吁:在當今快速的社交節奏和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中,人們能夠把注意力放在社交本身的質量和意義上來。該詞承襲了之前的“慢餐”和“慢電視”運動的精神。“慢餐”(slow food)的概念出現于1980年代,與快餐(fast food)相對。當麥當勞連鎖快餐店在羅馬當地首次出現不久,人們對于這些廉價快捷的食品產生了很多擔憂,這樣快節奏的消費方式甚至不用離開汽車座位就可以實現,讓人很難食之有味。于是,人們發起了慢餐運動,不僅倡導保留當地的飲食文化,更重要的是強調用心享受食物的快樂。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娛樂行業,隨著媒體泛娛樂節目的爆炸式增長,2000年初許多電視臺推出節奏慢且時間長的“慢電視Slow TV”節目,讓人們感受與真實生活同步的時間和空間。 

如何實現慢社交?我們嘗試提出幾點建議: 

最好的也是最終的解決方法一定是讓人們自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能主動控制,不被碎片化的社交媒體信息霸占自己的生活。但讓每個人做到這一點,不容易,尤其是青少年,于是就需要其他相關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可以人為地限制電子設備,包括社交媒體,的使用時間。2018年,筆者對成都市某職業技術學校的400多名學生進行了手機限制的實地試驗研究。被隨機分配到嚴格限制組的學生,他們的手機在上學期間不能使用。這些學生,相對于控制組的同學,在開始階段表現出不滿甚至憤怒。但一個星期后,負面情緒明顯下降,一個月后數據顯示,他們對自己的生活滿意度,工作投入度,以及睡眠質量都有明顯提高。2018年11月,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一項針對143名在校本科生的研究顯示,相對于沒有限制使用時間的小組,每天只花10分鐘在社交媒體上的大學生在三周后表現出明顯下降的抑郁感和孤獨感。如今,硅谷精英也在嚴格限制自己孩子在社交媒體上的屏幕時間,比如蘋果公司總裁庫克稱不會允許他的外甥注冊社交媒體。

其次,媒體的作用不容忽視。如歐洲當年針對快餐提出的慢餐概念一樣,媒體的倡導,各方面專家的呼吁,都會助推慢社交,并最終推動政府層面的立法。

當然,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社交媒體公司真正做到商業向善,兼顧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已經有一些社交媒體公司開始嘗試采取措施減低人們在社交媒體上花的時間,加入到“慢社交”的運動中。比如Instagram在用戶的timeline會顯示一個“你都已經看過了”,告知用戶其已將2天內別人發布的帖子都瀏覽過了;Facebook則推出一個查看自己每天在Facebook上花了多少時間的功能,用戶還可以設置瀏覽時限,如果超時會獲得提醒;騰訊在其推出的游戲上限制青少年登陸時長等。這些功能的出現固然是好的方向,但效果有待檢驗。僅僅追蹤,限制時長還遠遠不夠,社交媒體的商業向善還意味著真正做到自我約束,把技術用在合理的范圍內。

著名的意大利心理學家兼教育學家瑪麗亞·蒙臺梭利(Maria Montessori) 是蒙臺梭利理念的提出者。這個理念也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接受,并愿意讓自己的孩子接受這樣的教育。該理念提倡“有邊界的自由。”我們以此教育自己的孩子,社交媒體公司的技術應用該如此。慢社交對社交媒體公司而言,或許是一個重新思考的契機。 

文章來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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