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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濤:中國醫保制度改革要學美國路徑還是日本路徑?

2018年以來,中國政府加快了醫保制度改革的節奏和力度,藥品集中采購落地和隨之而來的藥品大幅降價已經透露出中國政府對于醫保控費的決心。

 

醫保制度改革在所有國家都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頭等大事,美國和日本作為全世界體量最大的發達經濟體,在醫保制度改革上選擇了兩條差異較大的路線,美國相對更加市場化,而日本選擇了政府主導路徑。

 

美國自1965年通過Medicare和Medicaid建立起公共醫療保險體系后,患者自付部分占比大幅降低到11.7%,而兩大公共醫保計劃占比則提升到41.3%。上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開始嘗試進行醫保控費,總體思路是通過改革付費方式,提升醫療體系的整體資源配置效率,其中最具特色的是1973年通過的健康維護組織法。

 

健康維護組織(HMO)是保險機構與醫療機構緊密結合形成的健康保險組織,在1973年的新法案中,政府通過直接資金支持和貸款相結合的方式對HMO行業進行支持,此后行業快速擴容。HMO使醫療機構共同承擔費用風險,從而解決了醫院的道德風險,此外還在醫療機構之間引入競爭,從而獲得了更大的議價能力,控制了醫療成本。

上世紀80年代之后,美國人均衛生費用增速顯著下降,1990年到2017年之間,美國人均衛生費用年均復合增速維持在5%左右的較低水平。

日本選擇了一條政府主導的醫療體制改革路線。日本1961年建立起全民覆蓋的醫療保險,上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經濟增長承壓,日本開始改革醫保制度,核心在于對藥品定價的管控。日本對于創新藥和仿制藥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定價方式,一方面鼓勵藥企進行創新和投入研發;另一方面對于仿制藥卻嚴格管控價格,降低醫保成本。

 

上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開始每兩年對醫保目錄中的藥品價格進行檢視,平均每兩年降價的幅度都在4%~5%,2016年則進一步將檢視頻率從兩年一次調整為一年一次。日本處方藥市場規模增長緩慢,2002~2015年年均復合增速只有3.6%,在2006年和2014年價格檢視之后甚至出現了負增長。

雖然老齡化大背景下,日本老年人數在不斷增多,但1990年以來人均衛生費用年均復合增速僅為2.7%,而在1955~1975年之間高達15.2%。

 

美國和日本截然不同的醫保改革路徑,各自都存在明顯的優劣勢。美國藥品定價市場化,通常價格更高,龍頭藥企盈利更強,研發投入也更多,因此美國成為創新藥上市最多的國家,患者的生存收益也得以最大化。但從最終醫療成本管控效果看,美國醫療衛生開支占GDP比例顯著高于日本和歐洲發達市場。

 

從近期醫保制度改革政策看,中國大概率選擇了與日本類似的道路,政府深度參與了醫保控費。除中國和日本都較早建立了廣覆蓋的醫保制度外,更重要原因在于中國和日本都面臨嚴峻的老齡化壓力,中國當前的人口結構非常類似于日本1990年前后水平,未來將面臨從人口紅利期向人口負擔期的轉型,老齡化的速度甚至可能比日本更快。

 

向前看,破除“以藥養醫”應當是中國下一步醫保制度改革的關鍵。日本從1974年提出醫藥分業制度,1992年開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通過提升醫生處方費、直接設定藥品進銷價差、禁止院邊店的經濟聯系等方式,理順了醫療機構和藥企之間的利益,處方外流成為大趨勢,醫藥分離比快速提升。

 

中國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醫藥分開”,并進一步提出了藥品零加成等要求,但公立醫院隨后通過藥房托管等方式進行規避,從最終效果上看,屬于換湯不換藥,不僅不能夠實現破除“以藥養醫”的目標,反而存在多種用藥隱患。中國的“醫藥分開”核心癥結在于如何切實提升醫生的收入待遇,藥品降價之后醫保節約的成本中,可以拿出相當大的一部分用于改善醫生的收入水平,此外還可以學習日本經驗,通過提升醫療服務的價格,提升醫生收入。預計隨著藥品銷售灰色收入和醫生正當收入水平的此消彼長,利益關系將逐步理順,醫院與藥企的利益聯系才能逐步脫鉤。

 

中國的醫療體制改革注定是“持久戰”、“硬骨頭”,行業的生態體系都將發生巨大的變化,改革過程中也孕育著投資機遇。借鑒日本的經驗看,預計創新藥廠商和仿制藥廠商的商業模式將持續分化,創新藥行業具備先發優勢的企業差距將逐步拉大,研發開支吃緊將持續利好具備規模化優勢的研發外包行業。預計隨著中國進一步破除“以藥養醫”,將整體重塑藥品流通環節利益格局,預計未來藥店渠道規模將持續增長,而市場集中度也將有望提升。

 

 

醫保控費的路徑選擇:美國與日本經驗

自2018年5月國家醫療保障局成立以來,中國政府在藥品采購方式、醫保藥品目錄制定、醫保支付方式等方面不斷推出相關改革舉措,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特別是在藥品改革方面,2018年12月,第一次“4+7”城市藥品集中采購落地,而中標藥品價格平均降價幅度在52%,部分品種降價超過90%,遠超市場預期,這背后透露出的是中國政府對于醫療制度改革和醫保控費的決心。

 

這不僅僅是中國政府面臨的難題,醫保制度的改革在所有經濟體都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頭等大事,其中,對于全社會整體醫療開支的成本控制更是擺在所有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難題。美國和日本作為全世界體量最大的發達經濟體,在醫療體制改革上選擇了兩條差異較大的路線,美國選擇了一條相對市場化的醫保控費路徑,而人口老齡化壓力更大的日本則選擇了政府主導的路徑。

 

美國的醫療保險制度主要分為公共醫療保險和私人醫療保險兩大部分,其中政府主導的公共醫療保險主要包括1965年建立的老年和殘障健康保險(Medicare)和醫療補助(Medicaid),其中前者主要面向65歲以上的老年人群和符合一定條件的65歲以下殘疾人或晚期腎病患者,后者主要面向低收入人群。隨著兩大公共醫療保險計劃建立,美國整體醫療保險開支快速增長,其中Medicare和Medicaid是增長的主要驅動力。1960年美國整體衛生總支出中,患者自付部分占比達到57.2%,其他部分主要來自私人健康保險;而在兩大計劃建立后,1970年已經貢獻了美國衛生總支出的20.8%,而患者自付部分下降到40.0%;截至2017年,Medicare和Medicaid合計貢獻了美國衛生總支出的41.3%,而患者自付部分已經降低到僅有11.7%。

 

 

在經歷了醫保開支的快速增長后,美國政府也開始對財政可支持性感到擔憂,并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嘗試改革醫療保險支付體系,進行醫保控費。回顧美國的醫保控費之路,總體思路是通過改革付費方式,以提升整體醫療資源的配置效率,其中最具特色的改革是1973年通過的健康維護組織法(HMO Act of1973)和1983年確立的以DRGs為主的預付制支付體系。

1965~1972年,美國人均衛生開支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10.8%,尼克松政府為控制增長迅猛的醫療費用、減輕財政負擔,于1973年通過了健康維護組織法,推動健康維護組織(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HMO)的發展,通過私人保險和企業保險,為全社會的醫療保障提供第二和第三根支柱。

在1973年的新法案中,聯邦政府通過直接資金支持和貸款相結合的方式,為滿足法案規定的HMO進行支持;同時對HMO的監管大大放松,不再要求HMO需要像保險公司一樣擁有龐大規模的責任準備金,符合規定的HMO也可以不再遵守各州的限制性條款;此外要求企業雇主為員工提供加入HMO的選擇權,相當于打開了企業主導的雇員保險市場。隨后HMO市場快速擴容,1970年全美注冊HMO數量僅為37家,注冊人數在300萬人,而截至2000年注冊HMO數量達到568家,注冊人數增長到8090萬人。

HMO是保險機構和醫療機構緊密結合形成的健康保險組織,以美國最大的私營醫療服務集團——凱撒醫療服務集團為例,參保人向凱撒醫療支付500美元/年的年費,成為凱撒醫療的會員。當生病需要治病時,會員有權利根據自身在入會時選擇的保險套餐的不同來選擇對應的不同“醫療服務套餐”,凱撒醫療集團會開始為居民選擇合適的醫護人員,最后確定診所、藥房或醫院的位置,為居民提供各種聯系方式,方便居民與醫生聯系溝通。會員每次門診只需自付20美元,每日住院只需自付100美元;而非會員每次普通門診則需要100美元以上,每日住院大約要在800~1500美元左右。在凱撒醫療的大本營加州,非會員甚至不能享受到凱撒的醫療服務。2018年凱撒醫療集團營運利潤已經達到797億美元。

HMO采用預付的支付方式,使醫療機構共同承擔費用風險,從而解決了醫院的道德風險問題,此外還在醫療機構之間引入競爭,醫院為了獲取更多患者,通常都會采用提供折扣等方式與保險公司進行合作,從而控制醫療成本。根據蘭德公司的調查結果,HMO人均成本比公共醫療保險低28%。

整體看,美國通過改革醫療保險支付體系,在醫保控費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上世紀80年代之后,美國人均衛生費用增速顯著下降,1990年到2017年之間,美國人均衛生費用年均復合增速維持在5%的較低水平。

日本則走了一條與美國不同的路線,政府主導是日本的醫療體制改革的最大特色。

 

同美國一樣,日本走上醫保控費之路的大背景也是不斷激增的醫療成本與財政負擔。二戰之后,日本開始重建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截至1961年已經實現了醫療保險的全民覆蓋,日本政府醫療費用開支從1954年的344億日元提升到1974年的1.8萬億日元,增長了52倍。

在上世紀50~60年代,這種全社會醫療成本的提升并沒有太大的負面影響,日本國內經濟的高速增長掩蓋了這一問題。一方面戰后日本積極融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疊加戰后重建的需求,城鎮化程度快速提升。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口紅利,日本在1947~1949年之間迎來和平時期的首次嬰兒潮,3年內出生嬰兒總數超過800萬人,即所謂“團塊世代”,出生率提升到2.5%~3%之間,而死亡率顯著下降到1%~1.5%。事實上,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整體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領先其他發達市場,這也是帶動日本經濟快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之一。人口紅利期和快速城鎮化階段疊加,帶動日本先后經歷了“巖戶景氣”和“伊奘諾景氣”。

上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經濟增長壓力快速加大,政府開始重視控制醫療成本。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日本政府認為醫保已經實現高水平覆蓋的所謂“福利元年”——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日本由于能源自給率偏低,在高企的通貨膨脹環境下最為受挫,1974年日本經濟出現了二戰之后的首次負增長。經濟增速的下滑迫使政府開始對醫療保險制度進行再思考,當時提出了包括“重視發揮家庭和民間資源”的思潮,并開始通過制定《雇傭保險法》、修改《國民健康保險法》、《厚生年金法》等方式,調整政府在全民社會保障事務上的承擔責任占比,以減輕財政負擔。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人口快速老齡化,政府加快醫保控費節奏。日本面臨的醫療成本問題要遠比美國更加嚴重,核心在于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占比在1985年超過10%,但隨后在2005年就超過了20%,僅僅用了約20年,而其他G7國家這一過程通常用了約40年,老年人正是整體社會醫療成本的主要來源。

 

與美國相比,政府直接干預是日本醫療體制改革的特點,特別是對于藥品價格的直接管控,事實上,日本從1958年建立藥品和醫療服務價格體系以來,藥品定價工作就由厚生勞動省統一負責管理。上世紀60~70年代的日本和中國當前情況類似,藥品價格高企而醫療服務價格偏低,患者認為醫藥一體,因而造成藥價虛高以及藥物的濫用,“以藥養醫”成為普遍現象,而醫藥企業通常需要通過返點和回扣的方式和醫生建立關系,普遍擁有較高的銷售和市場費用。

藥品定價方面,日本對于創新藥和仿制藥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定價方法:

對于創新藥,定價方法主要包括兩大類:

(1)對于存在相似藥物的新藥,定價通常采用類似藥品價格*溢價率的方式進行定價,溢價率通常包括的內容有:理念創新、安全性更高或療效顯著改進的創新性加價,對于稀有病癥的市場規模加價等;

(2)對于不存在相似藥物的新藥,定價通常采用成本定價法,即綜合考慮研發、制造、營銷、管理、運輸等成本之后,通過成本加成的模式進行定價。

但對于仿制藥,日本定價相當嚴格,上世紀90年代通常使用“邊際遞減定價法”,即首仿藥物按照原研藥價格的80%定價,再次申請進入目錄,則按照同類仿制藥物的最低價格定價,此后日本相關監管部門將首仿藥物定價比例一路從80%下調到50%。

對于創新藥和仿制藥定價方式的巨大差異體現出日本政府的整體醫保控費思路,一方面鼓勵企業進行創新和投入研發,但另一方面對于仿制藥卻嚴格管控價格,以降低醫療成本。

從1981年開始,日本主管藥品價格的厚生勞動省開始對每兩年對醫保目錄中的藥品價格進行檢視,藥品價格平均每兩年降價4%~5%,在這一嚴格的價格管控下,雖然老年人口不斷增多,但日本處方藥市場整體規模仍增長緩慢,2002~2015年年均復合增速僅有3.6%,整體呈現出明顯的量增價跌的態勢,而在政府兩年一次的價格檢視年份,市場增速通常都會進一步壓低,在2006年和2014年價格檢視后處方藥市場整體規模甚至出現了負增長。2016年日本厚生勞動省進一步將檢視的時間頻率從兩年一次提升為一年一次。

藥品開支在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中的占比在上世紀70年代普遍接近40%,而隨著80年代開始的藥品降價,醫療支出中藥占比一路從1980年的38.2%降低到2000年的20.2%,此后一直維持在21%~22%左右水平。

整體看,日本的醫保控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雖然在老齡化的大背景下,老年人口數仍在不斷增多,但1990年以來日本人均衛生費用年均復合增速僅為2.7%,而在1955~1975年之間增速高達15.2%。

 

中國醫保控費改:行至中途,前路何方?

美國和日本兩條截然不同的醫保控費路徑,哪一條更加適合中國?整體看,日本通過政府的強干預,直接在定價環節和隨后的檢視中強制降價,以降低醫療開支,優勢在于切實降低了人均醫療成本,但缺點在于藥企利潤空間有限,能夠投入研發的資金受限制,因而抑制了創新,但美國的醫保改革似乎也難言完美。

美國將改革的重心放在調整醫保支付方式上,采用更加市場化的方式,降低醫療成本,藥品價格并不強制降價,由于美國的藥品定價更加市場化,行政管制更少,也因此通常價格更高,龍頭藥企盈利能力強勁,因此在研發開支上的投入也更多。根據美國藥品研究和制造商協會統計,2016年全美主要醫藥企業共投入了655億美元研發開支,占合計營業收入的20.4%,根據布魯金斯研究院2015年數據,美國醫藥行業的研發開支占比在全世界最高;而醫藥行業也是美國投入研發最多的行業,2014年占據了全美所有企業研發開支的17%。

較高的研發開支使得美國成為創新藥的天堂。2000年以來,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批準通過了接近600種新藥,包括治療癌癥、神經疾病和多種罕見病的全新藥品。2011年以來上市的所有新藥中,88%的新藥在美國可以使用,而這一數字在西歐發達經濟體為50%~60%,在日本為51%;從時間上看,在美國之外的發達經濟體,患者需要等候更長的時間才能用上新藥,例如加拿大和法國的患者平均需要比美國患者多等待14個月和19個月才能使用新藥治療。得益于更多種類的新藥和更短的推出時間,美國的患者存活率也更高,根據IHS Markit數據,如果一名罹患普通肺癌的美國患者處在其他采用政府價格管制的發達經濟體,例如英國、加拿大和韓國,由于新藥推出較難,患者的生存收益將下降一半左右,如果在澳大利亞則將下降超過七成。

然而硬幣總有兩面,美國市場化的藥品定價體系激勵了藥企的研發開支,但從最終整體醫療成本的管控效果看,美國遠遜于日本和主要西歐發達經濟體。2016年美國醫療衛生開支占GDP比例達到17.1%,在所有發達經濟體中遙遙領先,深受人口老齡化困擾的日本也僅為10.93%,而其他發達經濟體普遍在10%~11%左右。

因此,選擇類似日本或者美國的路徑,相當于在管控醫療開支和激勵藥企創新之間尋求平衡,這一抉擇也成為了擺在所有政策制定者面前最大的難題。那么中國走的是一條什么樣的醫保控費之路?整體看中國的近期的醫保改革非常類似于日本走過的道路。

早在2008年10月發布的國家新醫改方案中就提出“完善支付制度,積極探索實行按人頭付費、按病種付費、總額預付等方式,建立激勵與懲戒并重的有效約束機制”,醫保控費被正式提出,但此后進展偏慢。直到2018年5月中國國家醫保局在北京掛牌成立,中國醫藥市場單一官方采購者正式誕生,此后迅速在2018年底推進藥品集中采購招標,從12月的中標結果看,藥品價格大幅降低,而在2019年進行的藥品集采試點擴圍中,藥品價格在前一輪已經降價的基礎上平均降幅再達到25%。

相較于美國,中國和日本的醫保改革最大特點是政府的深度參與,除中日兩國都較早建立了廣覆蓋的醫保制度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面臨和日本同樣嚴峻的老齡化壓力。中國總體撫養比在2010年見底回升,即從人口紅利期步入人口負擔期,近年來青少年撫養比穩定在23%~24%,老年撫養比提升到16.8%,均接近日本1990年前后水平,而日本正式在1990年前后步入人口負擔期,老年人口撫養比一路上行到40%以上。

根據聯合國預測,人口老齡化比例從10%提升到20%的過程中,意大利用了44年,德國用了56年,美國需要經歷59年,而日本僅用了20年就完成了這一過程。對于其他亞洲經濟體例如中國和韓國,需要的時間分別為18年和17年,甚至比日本老齡化的速度更快,因此中國更適合選擇類似日本的路線,以有效控制老齡化帶來的可能迅速提升的總體醫療費用開支。

2018年以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舉措已經讓市場看到了中國政府的決心,借鑒日本的經驗向前看,已經行至中途的醫保控費,未來還有哪些路要走?目前看,破除“以藥養醫”應當是下一步中國醫保制度改革的關鍵。

在控制藥價的過程中,除了直接強制降價外,切斷醫院、醫生和藥廠之間的利益關系,破除“以藥養醫”的畸形生態顯得同樣必要,日本主要采取的方式是提升醫療服務價格、降低藥品進銷差價。

1974年,由于醫療保險開支的壓力加大,醫藥分業制度開始提出,日本將醫生處方費提升了6倍以上,但此后醫療開支中的藥費占比僅僅是從44.8%降低到37.8%,從藥品中賺取的差價仍然是醫生和醫院的主要收入來源。為理順這一利益格局,日本厚生勞動省從1992年開始,對藥品定價機制和經銷體制進行了深入的改革。

首先,日本取消了“建值制”,藥品生產企業只能決定經銷商的價格,而不能決定最終的終端銷售價格,而處于經銷鏈條中的藥品流通企業被賦予了議價能力,藥企的銷售代表則主要從事重點產品例如新藥的推廣工作。

其次,厚生勞動省開始直接設定藥品進價與銷售價之間的進銷價差,1992年設定為15%,此后逐年下降,從2000年開始這一進銷價差已經穩定在2%左右。

最后,雖然日本早在1956年就開始初步推行了“醫藥分業”,但由于利益機制沒有理順,醫藥分業推行效果不佳,醫院周邊的“院邊店”應運而生,這些院邊店與醫院和醫生仍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沒有真正實現醫藥分業。1993年,日本政府頒布政令,禁止醫療機構與院邊店有經濟、勞務和物品上的交易,遏制了醫院利益的外流。

隨著藥品進銷價差的縮窄和醫療服務價格的逐步相對提升,藥費回扣在醫院和醫生的收入中占比逐步下降,處方開始外流到醫院外的藥店,日本的醫藥分離比,即在藥店配藥的處方比例開始快速從1991年的12.8%提升到2015年的70.0%。

早在1997年國務院《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中國就已經提出要將“醫藥分開”作為一項重要改革內容,核心目標就是要解決以藥養醫問題,切斷醫療機構和醫藥企業之間的不正當利益聯系。2012年國務院進一步提出藥品“零加成”要求,但實際上這一要求遲遲沒有落地,2016年國務院在進一步推廣深化醫改經驗的若干意見中再次提出“所有公立醫院取消藥品加成”。

過去作為醫院重要收入來源之一的藥品加成收入消失,一些公立醫院轉而采用藥房托管的商業模式,即醫院藥房不改變所有權,通過契約方式由托管公司進行代理經營,由托管公司出面向藥品生產企業爭取更低進貨價格,所獲超額收益與醫院分成,托管公司通常是流通環節的醫藥商業企業。但從效果上看,藥房托管實質上是換湯不換藥,并不能夠實現破除“以藥養醫”的目標,反而存在包括忽視用藥安全等風險,此外托管公司在獲得獨家采購權之后向生產企業壓價并留存收益,并不能夠節約醫保成本。

整體看,隨著藥品集中采購模式在中國的推廣,藥品的降價已經成為大勢所趨,未來推行“醫藥分開”應當是中國醫療制度改革的下一個目標與方向,核心癥結仍然在于如何切實提升醫生的收入待遇,藥品降價之后醫保節約的成本中,可以拿出相當大的一部分用于改善醫生的收入水平,此外還可以學習日本的經驗,通過提升醫療服務的價格,提高醫生收入。預計隨著藥品銷售灰色收入和醫生正當收入水平的此消彼長,利益關系將逐步理順,醫院與藥企的利益聯系才能逐步脫鉤。

中國的醫保控費改革孕育哪些投資機遇?

和美國、日本相似,中國的醫療體制改革注定也是“持久戰”、“硬骨頭”,藥品的制造生產商、流通環節的經銷商、醫療服務提供商等行業的主要參與者,未來的生態體系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而藥品集中采購和隨之而來的大幅降價,僅僅是一個開始。

如此巨大的行業變革,必然會有受損者和受益者,那么借鑒日本和美國的經驗看,中國的醫保控費改革之中可能孕育著哪些投資機遇?

第一,預計創新藥廠商和仿制藥廠商的商業模式將持續分化,創新藥行業具備先發優勢的企業差距將逐步拉大,研發開支吃緊將持續利好具備規模化優勢的研發外包行業。

由于藥品集采之后的大幅降價已經嚴重擠壓了藥品制造生產企業的利潤空間,未來參與創新藥品研發已經事實上成為少數人的游戲。例如以恒瑞醫藥為代表的中國本土創新藥龍頭企業,過去持續投入研發費用,2011 ~2018年之間研發費用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31.2%,已經建起了較強的創新壁壘,隨著新藥的逐步落地,已經實現了研發與銷售之間的正向循環。而恒瑞醫藥董事長在10月9日公開表示,恒瑞已經暫停了一般仿制藥的項目,只做創新藥和有核心價值的高端仿制藥,預計今年的研發開支也將突破30億元。但反觀過去研發投入偏弱的仿制藥企業而言,可能已經錯過了參與創新藥競爭的機會,未來將主要精力放在提升生產效率與成本優勢可能成為競爭取勝的關鍵。

從日本經驗看,在利潤空間壓縮、研發開支吃緊的大背景下,醫藥研發外包(CRO)企業蓬勃發展,由于更加專業化的分工和規模優勢,CRO企業能夠提升企業研發的效率、大幅降低研發成本。日本CRO行業整體規模從2000年以來年均復合增速維持在15%左右,截至2017年已經成長為一個1.7萬億日元的龐大市場。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的CRO企業具備與海外龍頭競爭的潛力。首先,中國龐大的醫療市場和患者基數將使得海外龍頭制藥企業不斷加大在中國市場的研發開支,而本土CRO企業在研發經驗和患者資源上都具備顯著優勢;其次,中國的制造業優勢和工程師紅利使得本土CRO企業在研發效率上并不輸給海外企業,而人工成本又具備顯著優勢。未來預計中國也將誕生本土的CRO巨頭。

第二,預計隨著中國進一步破除“以藥養醫”,將整體重塑藥品流通環節利益格局,預計未來藥店渠道規模將持續增長,而市場集中度也將有望提升。

在日本打破醫療機構與藥企利益聯系的過程中,處方外流成為大趨勢,從整體處方藥終端渠道結構看,藥店占比從1992年的5%左右持續提升至2012年的53%,而大型和中小型醫院的渠道占比則分別下降到21%和7%。而整體醫藥分離之后日本藥店數量快速增長,截至2015年日本已經擁有5.83萬家藥店。

從中國情況看,藥店行業的集中度仍然偏低,橫向的并購整合將成為未來的大趨勢,預計未來將有更多鼓勵院外處方的政策出臺。2019年9月30日國家醫保局印發藥品集采擴面實施意見,其中明確將自愿參與的醫保定點民營醫療機構和零售藥店納入到試點范圍之中,預計隨著更多鼓勵處方外流的政策出臺,中國藥店市場整體規模將持續增長,在處方藥終端渠道中的占比也將不斷提升。隨著連鎖化率提升帶來的市場集中,預計中國本土連鎖藥店的龍頭也將脫穎而出。

(作者系長江商學院金融MBA項目副院長、教授)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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